[8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法学》2002年第5期，第21-22页。
各部门法在外部关系上总体保持相对封闭的立场，必要的外循环体系尚未建立。上述价格机制要实现理想的风险控制效果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法律责任确定且可预见。
第二，随着风险控制成为一种国家任务，德国刑法也表现出积极应对的姿态。参见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2版)，顾培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4—33页。[7]因而在紧密社会关系内部易于形成一套自发型的风险分配规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制定法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国家而言，只能立足于庞杂的制定法体系来协调处理风险立法。[13]对这一规律的描述参见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据此，行政管制与责任威慑之间的关系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替代性。[68]行业法的优势在于区分社会关系发生的不同空间领域，并根据特定行业内部的风险状况和行业内在规律，有针对性地加以调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除了我国《公务员法》以外，我国其他法律还规定了对在各相应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政绩突出的公职人员的其他奖励或激励措施。它虽然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约制度的某些技术性因素，但它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制度的基本政治内核。执法者也可以请求相应立法机关授权其先行先试，如果立法机关授权其先行先试，这就是立法者的意志，而不是执法者的恣意、滥权，这样既符合实质法治，也符合形式法治。没有健全完善的党内法规，党员主体地位的尊重，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句空话。
然而，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特别是宪法)不可能频繁地修改。[12]数据均引自国务院新闻办2018年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第二部分大幅提升生存权发展权保障水平。
[13]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不管怎样，这些制约并不在总体上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优越性。在中国依宪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的语境下，形式法治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1]它在国家治理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推进国家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伟大事业，必须在宪制和法治的指导和指引下进行。[10]这些权利分别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第42条至第47条、第49条。其二，国家机关可以通过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和积累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党的领导两者辩证统一的做法和惯例，以规范其行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目标。
法治 中国的依宪治国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宪政，[1]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的法治。当然，这个时期也可以分为若干阶段，某些阶段对宪制和法治较重视，某些阶段对宪制和法治不够重视。
[22]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均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2012年至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累计接近21万亿元。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人民更好地行使权利，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其三，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说明理由、听取申辩等程序规则，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控制和制约。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1.5亿人，覆盖全国82.81%人口。
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法的软法也在不断生长、发展，其中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规则或惯例，如公民和公民团体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公权力的社会规则和惯例。因此，执政者要维持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反滥权、反腐败。
既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构建宪制和法治，自然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和西方国家现在实行的都是代议制、代表制。
党内法规虽然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硬法，但它属于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重要软法。党的宗旨是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博物馆4721个，收藏文物3662.3万件(套)，参观人次达9.7亿。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行政复议的性质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原因在于，行政复议的性质定位会对行政复议的制度设计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行政复议领域的顶层设计问题。作者简介：王青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
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一预想中的结果并未完全实现。注释: *本文受司法部201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重点课题行政复议法修改研究（项目编号：17SFB1003）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ZH014）资助。
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行政复议申请人（原告）本身处于弱势的地位，允许将行政复议机关搜集和补充的证据作为认定原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客观上将使得行政复议申请人（原告）胜诉变得更为困难。这也是为何在原告只选择起诉原行政行为或行政复议维持决定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依法追加被告的缘由。
在我国，大量具有行政复议权的行政复议机关并未配备专职的行政复议人员。一方面，这一规定在客观上加大了行政复议申请人在行政诉讼中胜诉的难度。
综上所述，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知，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显然并不如立法者所设想的那么美好，甚至是一项弊大于利的制度。[3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6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36条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在这一改变的背后，依然坚持的是二次决定理论，而且更进了一步，提出了原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决定一体化的理论，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情况下，复议机关事实上作出一个与原行政行为一样的行政行为，呈现出原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行为‘一体化的现象。
[20] 参见王青斌：《行政复议制度的变革与重构——兼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4页。[23] 余凌云：《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清华法学》2013年第4 期。
将复议机关的维持决定和原行政行为共同作为行政诉讼的程序标的，带来的困扰之一就是诉讼标的的确定问题。综上所述，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将使得行政复议机关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之间的紧密关系更进一步，使得行政复议机关更加难以做到居中裁判，从而将进一步加剧我国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危机。
一是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时间成本。首先，行政复议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与权利救济机制，解决行政争议是其核心功能。